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｜刘永坦：中国“海防长城”的铸造者

典型如查封违法企业的经营场所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等等。

[10]可是，良性违宪改革宪法的理论言说过于迁就现实，引来了普遍质疑。合比例性的要求是，各规范内容必须与各规范形式之功能结构上的条件取得一致。

（4）2015年《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三十三个试点县（市、区）行政区域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》。摘要:  人大授权改革试点主要展现为人大授权暂时调整或停止适用法律、地方性法规，其制度运作旨在调和改革与法治之间的紧张关系，但在当前宪制结构下人们对其正当性仍存在一定的疑虑，也可能出现授权决定的形式滥用而导致立法功能危机。[45]另一方面，对于重要的但不具有直接侵益性的组织和程序制度的改革事项，容许存在改革试点的空间，但在授权试点时应当契合形式与内容的合比例性，审慎地考量是否超越了必要的限度，以防止授权决定的形式滥用。如果深入到具体人大议事，其一般规则也对人大议事的民主性、科学性提出要求。利益衡量不仅是一种法律适用方法，也是一种立法方法。

[36]See Lon Fuller, The Morality of Law (Rev. Ed.), Yale University Press,1969, p.33—79. [37]例如，2016年国务院作出《关于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有关行政法规、国务院文件和经国务院批准的部门规章规定的决定》，其授权依据是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《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（广东）、中国（天津）、中国（福建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》。因此，那类不设置任何报告义务的试点决定不能达成监督、评估目标，明显不符合比例原则。典型如我国《行政处罚法》第1条规定：为了规范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，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，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，保护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根据宪法，制定本法。

但是，这一认识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以及新型制裁行为的出现，正面临被逐渐解构的危险，新近理论研究强烈要求添加恢复预防等目的要素，确立预防论的目的理论，从而应对风险社会的规制需求。与刑罚不同的是，目的在行政处罚中具有更为重要的功能和作用，是行政处罚概念标准中不可或缺的要素。预防论的最大优势是契合了传统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变的现实。[65]See Owen Mclntyre Thomas Mosedale,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as a Norm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,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Law, Vol 9, p.221(1997). [66]朱维究、李红枫：《中俄行政制裁制度比较》，《比较法研究》2003年第6期。

但如果行政处罚是为了预防或警告，就需另当别论。[18]作为一种社会理念，其根源于古代社会的复仇思想，奉行的是以眼还眼、以牙还牙的同态复仇做法。

[55][德]克里斯蒂安·卡莉丝：《行政罚中的预防措施原则以及举证责任分配》，李忠夏译，载刘刚编译：《风险规制：德国的理论与实践》，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，第229页。具体来说，这包括如下两项规则： 其一，依法设定。这非但是维持国家制裁行为正当性的底线，也正是刑罚或行政处罚具有正义性的直接证明。（2）对于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制裁力度，总体上必须遵守过罚相当原则。

譬如，在科处状态责任时，一般认为物的管理人无需承担与其管理范围无关的风险，状态责任只能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科责。所谓状态责任，是指依法对某种合法状态负有管理和维持义务的人，因违背了此项义务而被施加的一种行政处罚。在我国，行政法的控权体系是按照行政行为的不同类型进行搭建的，《行政处罚法》《行政强制法》《行政许可法》中分别设计了不同的控权规则。但是，这并不意味着也不没收其违法所得，否则与维持公共秩序的基本价值有悖。

因此，报应论和预防论尽管理论立场迥异，但并非水火不容。[54]参见熊樟林：《行政违法真的不需要危害结果吗？》，《行政法学研究》2017年第3期。

[57]苏苗罕：《美国联邦政府监管中的行政罚款制度研究》，《环球法律评论》2012年第3期。从立法安排上来看，这些限制性规则都是此次《行政处罚法》修订不可回避的问题。

因此，不存在报应的可能。但是，在预防论下，这恰恰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。典型如理论界广泛争议的责令限期改正。实践中，过量处罚并不鲜见，典型如近年来被广泛应用的持续行为连续处罚。[29]因此，行政机关既不能随意加重处罚，搞运动式执法，试图达到杀鸡儆猴的社会效果。由于预防论具有权力扩张的危险，尽管我们可以通过将部分行为列入保安处分的方法加以限制，但是诸如连续处罚行为、状态责任等新型制裁行为仍然是处罚性的，并且保安处分本身也具有制裁性，仍然需要加以限制。

并且，从对已有立法例的观察来看，还要求第三者和无辜者主观上具备故意或重大过失。这是因为，要想打击过去的违法行为，就必须证明过去确实客观存在着一个违法行为，所有判断都必须建立在稳定、明确、清晰、绝对的事实基础之上，必须具有绝对可靠的因果关联。

除了依法设定之外，预防论下的处罚行为还必须设定额外的行使规则，从而做到依规行使。只有这样，才是报应所蕴含的针锋相对。

该解释涉及的问题是：行政机关作出罚款后，相对人死亡，罚款是否需要继续执行？对此，大法官释字第604号认为应当继续执行，但也有大法官提出了不同意见。[1]整体而言，不同认识的根本冲突在于，行政处罚究竟应该奉行何种目的？如果认为行政处罚是为了打击和报复违法行为人，则无需继续执行，因为违法行为人已经死亡，欠缺打击对象和必要性。

[67]参见[英]边沁：《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》，时殷弘译，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，第216页。[87]台湾地区行政罚法第1条：违反行政法上义务而受罚锾、没入或其他种类行政罚之处罚时，适用本法。[58]廖义男：《行政罚法》，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，第11页。譬如，面向违法但不能科责的人实施的行政没收。

如此，第二个同类的行政处罚就没有正当性可言，因为此时违法行为已经由一个同等的报复而被偿还，欠缺报应论所要求的打击对象。与所有的行政行为一样，行政处罚是由行政机关作出的，行政机关本身并没有自己的利益需求，几乎所有的行政处罚都是为了保护超个人法益。

很明显，这些立法已经完全超越了报应论的目的范围，因为这些被没收的财物所有权人，并未实施或参与违法行为，不存在应得的报应前提。在这一情形中，由于这些财物无法经由行为被宣告违法，不是违法利益，而是合法利益。

因此，在风险社会中，预防论可能需要被塞入刑罚之中，但却不一定完全需要被纳入行政处罚之中，诸如行政强制措施、行政收费等等其他的行政制裁手段，最为主要的功能就是预防。行政处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看起来似乎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，但其实不然。

摘要:  如何理解行政处罚的目的，意义重大，关系到多个具体制度的走向判断，与行政处罚的概念标准、制裁对象、证明标准、制裁力度等多个议题密切关联。毋庸置疑，此类行为只能在预防论的目的观中获得解释，但是，它们最终却不能被界定为行政处罚。对此，本文持否定立场，具体参见后文分析。但是，状态责任却并非如此，其取决于物本身的危险，是对物享有支配权的人没有尽到管理和维持义务而受到的制裁，包括物的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。

[44]这一逻辑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，有些行为与此不符。[10]在理论界，有人认为此类情形可以没收，参见王青斌：《行政法中的没收违法所得》，《法学评论》2019年第6期。

目的不同，也会影响行政处罚的制裁力度。参见王世洲：《现代刑罚目的理论与中国的选择》，《法学研究》2003年第3期。

行为责任是行政处罚上的常见形态，取决于相对人的违法行为，是报应论下的常见责任形态。参见谭冰霖：《环境行政处罚规制功能之补强》，《法学研究》2018年第4期。